一位流亡台灣的加拿大人的來信

致 加拿大渥太華政府相關官員：

我不是律師。我不是政治人物。我只是一位加拿大人——一個曾經信任的制度，最終把我的人生拆毀。

我十八歲第一次前往台灣。我不是以觀光客身分去的。我去那裡生活。十五年後，台灣依然是我的家。我在那裡建立事業、建立社群，也建立了對我而言極其重要的人際關係。我相信台灣是一個由公平與法治所治理的地方，並把那裡當作我的人生。

真正摧毀這一切的，起初並不是一場法律糾紛，而是一樁令人恐懼的安全事件。

我居住處的一道沉重鐵捲門，在我被告知已修復不久後發生故障。它以可能輕易奪走人命的方式倒塌。台灣的全國性電視台曾報導此事，且節目中受訪醫師指出，這類門體可能重達一噸以上，任何人若在其下方都可能致命。

事件發生後，我連續數週沒有安全的臨街入口。我個人物品暴露在風險之中，我在自己的家裡也感到不安全。

因為我不識中文，我曾公開租約，試圖證明房東負有維護鐵捲門的責任。我的目的不是揭露任何人的個資，我的目的只是恢復基本安全。

當我被要求移除文件時，我立刻道歉並將其下架。

四年後，我卻在實質上被迫離開台灣，並面臨「散布個人資料」而遭判處六個月徒刑的處分。

在整個過程中，制度從未真正嚴肅處理事件的核心脈絡：我是在試圖避免一場可能致命的危害。

在這段漫長折磨中，我一直相信理性最終會獲勝。但我經歷到的，卻是一套把我的說明視為可疑、並讓外籍居留者與地方體制之間的權力不對等變得難以承受的程序。

我希望加拿大人能理解一件事——除非你親身經歷，否則很難用言語說清楚。

目前在台灣居住的加拿大人超過 50,000 人。其中許多人相信，他們受到與在加拿大相同的基本假設所保障：證據會被公平處理，安全疑慮會被嚴肅看待，外國人不會在制度上被系統性不利對待。

但當事情出錯——交通事故、租屋糾紛、誤解——外國人的經驗可能會完全不同。本來應該清楚的事可能變得不透明、對立，並對生活造成深度動盪。

我所遭遇的不是抽象的「不公」。那是一種緩慢而持續地拆解人生的過程。

我在台灣有一位乾兒子。我從他出生起便參與照顧。他現在七歲，而我已經失去他成長的一整年。我只能透過螢幕看著他長大。我曾經在他的日常裡：功課、生日、睡前儀式——那些讓孩子感到安全的小事。如今我成了另一個時區裡電話中的聲音。

我也不久前在開車送伴侶（交往八年）去機場時，與他道別。我們的生活是以台灣為中心建立的。加拿大從來不是計畫。

我不是要任何人去解決不可能的問題。我所請求的，其實更簡單：

希望加拿大有人能理解，這一切對一個人造成了什麼。

希望海外加拿大人的遭遇，不會在「不方便」或「令人不適」時就被悄悄忽視。

希望目前在台灣生活的數萬名加拿大人能知道：涉及安全、居住、事故的糾紛，可能升高成足以改變人生的後果。

我的痛苦，如今以「年」為單位計算。它不該是看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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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上

Ross Cline 柯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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