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从台湾家园被流放的加拿大人的信

致加拿大渥太华政府官员：

我不是律师。我不是政治人物。我只是一个人生被我曾经信任的体制摧毁的加拿大人。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在十八岁时。我不是以游客身份去的。我是去那里生活的。十五年后，台湾仍然是我的家。我在那里建立了事业。我在那里建立了社群。我在那里建立了对我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我相信台湾是一个受公平与法治治理的地方，并把它变成了我的人生。

最终摧毁这一切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什么法律纠纷。它始于一起令人恐惧的安全事件。

我住处的一扇沉重金属卷闸门在别人告诉我已经修好后发生故障。它倒塌的方式，完全可能会害死人。台湾全国性电视新闻报道了这起事件，受访医生在节目中表示，这类闸门重量可能超过一吨，足以压死人。

事情发生后，我有数周时间都没有一扇能安全上锁、面向街道的一楼大门。我的财物暴露在外。我在自己家里都感到不安全。

因为我看不懂中文，我公开分享了我的租赁合同，试图说明房东有责任维护这扇闸门。我的本意不是公开任何个人信息。我的本意是恢复最基本的安全。

当我被告知要移除该文件时，我立刻道歉并将其删除。

四年后，我如今实际上被迫流亡在台湾之外，并因“分享个人信息”而面临六个月监禁。

在整个过程中，体制从未真正认真面对背景事实：我当时是在试图防止一个足以致命的危险发生。

在整个折磨过程中，我始终相信理性最终会占上风。相反，我经历的是一个把我的解释视为可疑、并让一个外国居民与本地体制之间的权力失衡变得压倒性的法律程序。

我想让加拿大人明白一件事——除非亲身经历，否则很难解释清楚。

目前有超过 50,000 名加拿大人居住在台湾。其中很多人都相信，他们会受到与在自己国家相同的基本保障：证据会被公平处理，安全问题会被严肃对待，外国人不会在制度上处于劣势。

但当事情出错时——无论是交通事故、租赁纠纷，还是误会——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体验可能会截然不同。原本本应简单的事情，可能会变得晦涩、对抗性强，并且极度令人不安。

发生在我身上的，不是什么抽象的不公。这是我人生被一步步瓦解的过程。

我在台湾有一个教子。我从他出生起就帮着抚养他。现在他七岁了，而我已经失去了他整整一年的人生。我只能隔着屏幕看着他长大。我曾陪伴他写作业、过生日、进行睡前仪式——那些让一个孩子感到安全的日常小事。现在，我只是另一个时区电话里的声音。

我最近也刚刚在送我八年伴侣去机场时与他道别。我们的人生原本是围绕台湾建立的。加拿大从来都不是计划的一部分。

我不是在要求任何人去解决不可能的事。我要求的是更简单的东西：

希望加拿大有人能理解，这一切对一个人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希望当海外加拿大人的经历令人不便、令人不舒服时，它们不会被悄悄忽视。

希望目前住在台湾的成千上万加拿大人能知道，涉及安全、住房或事故的纠纷，可能会升级成改变一生的后果。

我的痛苦如今是以“年”为单位来衡量的。它不该是看不见的。

更多信息与文件可见：
/blogs/scam

感谢您花时间读完这封信。

此致

Ross Cline 柯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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