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應該在這裡分享這個故事，因為這真的是對我長久以來一直忍受的所有胡說八道的一種幫助。如果沒有別的，我希望這能證明我多麼愛台灣。 

我第二次上訴的原因：

1. 必要性和強迫作為辯護：

• 上訴的核心論點是所採取的行動，特別是短暫發布租賃合同，是在強迫和必要的狀態下進行的。這種辯護得到了租賃物業中的持續騷擾和未解決的安全隱患的支持，這些問題造成了對人身安全的真實和合理的恐懼。根據台灣法律，出於必要防止迫在眉睫的傷害或危險而採取的行動應免於刑事責任。下級法院未能妥善考慮這種辯護的應用，導致了不公正的判決。

2. 未考慮關鍵證人的證詞：

• 下級法院沒有充分考慮五名關鍵證人的證詞，這些證人本可以證實有關騷擾、安全問題和在此情況下採取行動的強迫狀態的說法。這些證人對於提供完整和公正的評估至關重要。沒有他們的證詞大大削弱了司法過程的公平性和完整性，因此需要高等法院重新考慮。

3. 量刑過重：

• 所施加的懲罰，包括近新台幣750,000元的罰款和六個月的監禁，對於短暫發布租賃合同的指控來說，顯然是不成比例的。這種懲罰並不能反映行為的本質，尤其是在行為出於必要且立即得到了糾正的情況下。這一判決不符合應指導司法決策的比例原則，特別是在行為是出於保護個人安全的需要時。
  
  

4. 對司法公正和潛在腐敗的擔憂：
• 有關司法過程公正性的嚴重擔憂，這在一定法院人員的行為和在關鍵聽證會期間官方翻譯缺席的情況下得到了證實。此外，房東在法庭上擔任自任翻譯的行為也引發了對過程公平性和誠信的質疑。這些不規則的情況表明可能存在外部影響，可能損害了司法程序的公正性。
  

5. 持續的法律騷擾：

• 房東發起的持續法律行動似乎是其故意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在經濟上和情感上摧毀上訴人。這種法律騷擾的模式應被法院認為是對法律程序的濫用，進一步證明需要更高法院的干預和提供救濟的必要性。

6. 未能解決原始上訴的實質問題：

• 先前的上訴被駁回，未能徹底審查所提出的論點的實質，特別是必要防禦和關鍵證人證詞的問題。這一程序上的疏忽必須得到糾正，以確保正義得到適當執行。
  
  

最終思考 

除了上述法律論點之外，我還希望引起法院注意我房東在過去兩年中發起的無情法律行動的更廣泛背景，我認為這些行動不僅不公正，而且本身可能是犯罪的。連續不斷的法律威脅，加上我收到的可怕且經常難以理解的法律文件，使我處於持續的恐懼和焦慮狀態。作為一名自2009年以來定居台灣的移民，我發現自己無法獲得法律代理，這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情況的困擾。

我堅信，在這種情況下，對我施加的刑罰和刑事指控是完全不必要的。相反，應該審查的是房東的行為，這些行為似乎是為了把我從家中趕走的有計劃行動，這一行動顯然是因為她對自己的罪責有清晰的認識。她持續的法律騷擾只加深了她的罪責，這使得正義要求她，而不是我，為她的行為負責。

考慮到這些因素，我謹請法院重新考慮我的案件，充分理解其背景及其對我的嚴重情感和經濟損害。我相信法院會看到此案中的不公正之處，並提供我迫切需要的救濟。

視頻證據 

後來我發現是她的丈夫打了那個非常恐怖的電話，當我得知他的妻子在警方報告中說了這些話時。但等等，還有更多！她的丈夫在滑稽的調解視頻中無意中承認打電話時，他在聽到我說“就是那個人”時回應，將八部手機放在桌子上，並聲稱不是他打電話給我的。他怎麼知道我只聽到“就是那個人”就在說電話？作為證據，這個傻瓜讓我打電話給我接到電話的號碼，仿佛這樣做就能證明他不是打電話的人。這沒有任何邏輯意義，表明這個人可能真的是危險的愚蠢—誰不會這麼想？也許他很愚蠢，或者也許他非常馬虎或粗心大意，因為期待司法系統的赦免或保護。我想不出其他方式來解釋這些信息，但在這一點上，兩者似乎都很可能，而且我說這是出於所有應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