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拿起電話的那一天
這是一段個人回憶。我拿掉了所有人名，憑記憶寫下。
幾年前在台中，我騎著機車停在紅燈前。燈號轉綠，我起步。橫向道路上的一位駕駛闖了他那邊的紅燈，重重撞上我。他倒地了。我沒有倒。
警察來了。那是台中市區最繁忙的路口之一，而我被告知那天那裡的路口監視器沒有運作。我很難相信。到現在還是很難相信。
接著，撞我的那個人告了我。
我記得當時心想，這不可能是真的。我是綠燈。但我看不懂那些文件，也知道事情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他的說法是中文，我的是英文，而且沒有任何影像。
我有一點運氣。我一位學生的父親，純屬巧合，就在我正後方的車裡，儀表板上裝著一台小小的行車記錄器。它把一切都錄了下來。他親自把影片送到警察局。
到了開庭那天，影片找不到了。它被交了出去，然後不見了。我始終不知道原因。我手上只有他的電話號碼。
於是法官當場、就在法官席上打電話給他。他接了電話。他說，是的，他就在我後面；是的，對方闖了紅燈。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一通電話，告訴就撤回了。
從那以後，我常常想起那通電話。
台中的外國人之間有個老笑話：只要我們之中有人出車禍，監視器就從來不會運作。我無法告訴你這是不是真的，也不會要你相信。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說。當你看不懂關於你的那份筆錄時，一切都取決於別人對事發經過的記錄：一台監視器、一位證人、一份書記官的筆記。如果那份記錄不見了，你就只是一個有故事的外國人。
還有另一種門，而這不是祕密；住在台中的人都知道。多年來，市區有一間舞廳，菲律賓移工會在週六和週日下午去那裡，那是他們許多人唯一的休息時間。我以前會和朋友一起去，那是個好玩的地方。在我待在那裡的最後幾年，我在門口被擋了下來：只限菲律賓人。我問一位警察規定是什麼，得到的回答是那個地方曾經和一個外國人起過糾紛，而且台灣人也不能進去。
後來我聽到一個比較善意的解釋：移工們不希望他們的雇主來看他們跳舞。我能理解。我也記得在門口被告知答案取決於我的長相時是什麼感覺，以及發現身邊沒有任何人覺得這需要解釋時的感受。
我不是說那扇門證明了我不會得到公平對待。但它確實讓我非常擔心自己會被多公平地對待。
我把這兩個故事放在一起說，是因為它們教會了我同一件事。在一個你看不懂當地文字的地方，只有在有人願意查證時你才是安全的：拿起電話、播放影片、問問當時在場的人。
在那起車禍案中，有一位法官這麼做了。我至今仍感謝那位法官，也感謝接起電話的那位父親。
2024 年 3 月，在一起刑事案件中——這起案件後來讓我失去了住了十五年的家——我聲請傳喚五位證人。在一次開庭時，法官透過通譯表示，他們對本案不重要，也沒有必要。沒有任何一位被傳喚，判決書中也沒有說明任何理由。
我寫這些不是要指控任何人。我不知道監視器為什麼會故障、影片為什麼會不見，我也不對任何警察或公務員的動機做任何主張。我寫這些，是因為一通電話曾讓我看見一個願意查證的法庭是什麼樣子，而我希望能再看見一次。
這起案件，以及去哪裡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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